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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试玩网站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及其国际
发布时间发布时间:2021-08-28 16:50

  不论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模式,均存在各自的制度优势,且随着时间推移,显现出制度趋同的动态过程。随着中国模式的发展成型,不仅新兴经济体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对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陈丽媛,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上海 200240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从最初的经济竞争转向科学文化领域、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的较量。我国处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充分尊重本民族国家的特色与现实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前提条件。基于制度理论与大学建设实践,从国家与世界、历史与未来、大学与社会三大关系探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可以发现国家稳定与大学国际化相协调的全球竞争,政策传统与改革创新相融合的与时俱进,大学自治与社会服务相平衡的权责统一,共同构成中国模式的三维动态模型。不论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模式,均存在各自的制度优势,且随着时间推移,显现出制度趋同的动态过程。随着中国模式的发展成型,不仅新兴经济体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对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推进机制与成效评估研究”(课题批准号:18JZD051)的研究成果。

  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做出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致力于建成若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二十年后,中国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榜单上的表现向世界证明,“中国大学的成功可以成为各个国家学习的榜样,它代表了大学可以在拥有强劲的投资、政府引导、好的领导力,以及改革与现代化的意愿条件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跻身世界知名大学的行列”[1],继而引发全球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国模式”的关注。“中国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探讨最早发端于许美德(Hayhoe,R.)等学者从历史文化视域,将中国大学模式嵌入儒家文化传统来解释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许美德认为,与西方致力于大学层次多元化与学术高水平共存、平等的教育机会与结果增长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强化了社会等级分层,加大了大学体系顶端与低层之间的差距。[2]在马金森(Marginson,S.)看来,学术和国家治理密切联系的儒家传统促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高等教育快速增长,国家将大量公共经费集中投入在“金字塔顶端”,有意识地推动“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层次”的形成。[3]我国学者认为,同中国经济领域的发展相似,基于效率优先发展观、政府干预,以及工程思维、科技攻关方式,通过大学扩招、高等学校合并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等一系列改革,形成了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中国模式。[4]最新研究将这一模式进一步归结为强中央与强地方、强政府与强大学并存的分权模式,集中领导与分布式管理的内部治理,以及实践理性和渐进式改革的发展策略等。[5]

  不论从国际视域还是本土实践,已有研究侧重从整体审视中国高等教育,乃至在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建构中国模式。本研究聚焦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探寻“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中国模式。同时,以往研究虽然挑战了只存在一种植根于欧洲、发展于美国的主流大学模式的认知,提出存在另一种新兴模式的可能,但仍过多强调中西文化差异,将中国模式置于与西方模式相对立的假设之中。本研究旨在打破这一非此即彼的逻辑,探寻两者之间共通共荣的互动关系,探析中国模式正在和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

  制度理论强调大学组织的生成与发展高度依赖广域环境的意义、界定及规则,关注内嵌于国家和世界环境中的文化脚本与组织规则对大学基本特征形成的影响。[6]步入21世纪,研究从单一的大学组织内在导向和封闭系统视角,发展到关注组织环境之间关系的开放系统观,强调大学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作为外在社会动力,变化中的环境条件通过改变大学的本质及其竞争范围,形塑大学组织模式。[7]本研究基于高等教育系统协调理论建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并根据制度趋同理论分析其影响。

  1979年克拉克(Clark,B.R.)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的跨国组织研究》一书中提出了高等教育系统的“三角协调”(triangle of coordination)。三角内部的各个位置代表政府、市场和学术寡头权力不同程度的结合。所谓协调,即将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权力加以整合,使之形成系统。在整合的自然过程中,又分为官僚协调、政治协调、专业协调和市场协调四种整合方式。不论哪种协调方式,均需要与其他协调方式相结合。基于这种分析框架,政府、市场和学术寡头之间达成新的平衡。[8]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涌向高等教育领域,越来越多学者对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进行拓展与修正,包括克拉克本人也在后期对创业型大学的研究中,开始重视大学行政领导作为主要参与者的重要性,引入大学管理自治的理念[9]。基于此,德波尔(De Boer,H.)等学者将系统协调进一步区分为政府规制、利益相关者引导、学术自治、大学管理自治和竞争五种力量,并将这种系统协调机制比喻为大学的“治理均衡器”(governance equalizer)[10]。

  不论克拉克的“三角协调”,还是德波尔的“治理均衡器”,这些模型均局限在单一国家内部的分析框架。随着全球化进程,马金森和罗兹(Rhoades,G.)认为类似框架已很难反映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系统协调的基本力量,进一步提出“全球—国家—地方(Glonacal Agency Heuristic)”解释模型,强调全球、国家和地方三个层次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11]

  如果说德波尔等学者对高等教育系统协调中各种力量的种类进行了横向拓展,那么马金森和罗兹则是对各种力量的层次进行了纵向深化。目前,有关系统协调理论的探讨主要从国际比较视角对高等教育制度的整合机制进行宏观分析。本研究尝试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全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解释中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如何协调与平衡多种竞争力量,使之互相补偿、有机结合,最终形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

  1977年,迈耶(Meyer,J.)提出为什么不同的社会组织会有类似的内部制度和机构,即“制度趋同性”(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问题,又译为“制度同构”。迈耶强调一种大的制度环境或说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的重要性,提倡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上认识制度趋同现象。具体而言,技术环境要求组织遵循效率最大化原则,而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广为接受的做法。[12]

  1983年,迪玛奇奥(Dimaggio,P.J.)和沃尔特(Walter,P.)指出,国家制度与专业组织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制度趋同的主要驱动力,制度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或激励方式来影响人的行为。迪玛奇奥和沃尔特认为,强迫性、模仿性与规范性三种机制导致和促进了制度的趋同性。其中,强迫性机制主要通过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发挥作用。模仿性机制即各个组织模仿同领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和做法。这种模仿由环境的不确定性驱动,越是对技术与过程知之甚少、目标含糊不清以及未来发展不明时,越容易导致组织之间在制度上的趋同。规范性机制即社会规范所产生的共享观念和共同的思维方式,组织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对制度趋同的作用越大。[13]与迈耶相比,迪玛奇奥和沃尔特对制度同构的分析可视为一种中层理论,分析力度更强,推动了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

  德国学者多宾斯(Dobbins,M.)和科尼尔(Knill,C.)以博洛尼亚进程为背景先后将制度趋同理论应用在对欧洲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的考察。2009年,他们对中欧和东欧的高等教育制度趋同进行了系统分析;[14]2014年又从系统层面、制度层面和中间层面衡量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高等教育政策领域的跨国化在多大程度上将其治理模式推向共同的方向。[15]海克尔(Hackl,E.)认为西欧各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已经在趋同,但其分析局限在欧盟层面的合作举措,未说明哪些政策实现了融合。[16]与之相比,布莱克利(Bleiklie,I.)、威特(Witte,J.)、拉基克(Rakic,V.)等学者具体阐释了不同国家在政府控制、学术自治、学位结构等方面高等教育制度的趋同范围和程度。[17]

  目前将制度趋同理论应用到高等教育领域的分析多数关注博洛尼亚进程下的欧洲各国,鲜有研究从更大范围探讨不同大洲、不同发展程度的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趋同的可能性。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背景下,本研究尝试透过制度趋同的理论视角解释全球范围内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走向某种共同模式的可能性。

  大学所面对的外在环境、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所以探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不可能通过单一维度实现,而由空间、时间和大学多维构成。同时,环境之下、因素之间的变化无处不在,中国模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国家与世界的价值协调、历史与未来的制度融合、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平衡,不同力量要素之间形成一股持续张力,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协调过程之中。

  高等教育系统协调理论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强调各种竞争力量间的协调与平衡提供了理论支撑,注重中和之道的中国模式更是如此。在三维坐标系中,纵向坐标轴代表空间维度,探讨世界与国家的价值协调,中国模式通过协调国家稳定与大学国际化实现全球竞争。横向坐标轴代表时间维度,探讨历史与未来的制度融合,中国模式通过融合政策传统与改革创新实现与时俱进。第三坐标轴以大学为主体,探讨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平衡,中国模式通过平衡大学自治与社会服务实现权责统一。

  此外,三个质点代表目前中国在各个维度上的相对位置;质点的运动方向与速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将三个质点相连接则构成中国模式的基本形态。简言之,国家稳定与大学国际化相协调的全球竞争、政策传统与改革创新相融合的与时俱进和大学自治与社会服务相平衡的权责统一,这三种特质共同构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每种特质均是不断协调各自维度上的两种竞争力量而达成某种平衡。(见图1)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从最初的经济竞争转向科学文化领域、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的较量。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价值体系,处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充分尊重本民族国家的特色与现实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前提条件。同时,若要在这场全球大学的较量中脱颖而出,也需要遵守国际竞争规则,建立与世界交流的共同话语。所以,不仅中国,任何国家在全球竞争中面对的首要问题都是本土价值与世界价值的协调,即如何在维护国家稳定的根本前提下追求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的同时立足民族特色与本土需求。

  英国学者雅克(Jacques,M.)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讲到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18]大学不仅是特定经济、政治功能所形塑的社会组织,而且建构着民族国家的权威、权力和统治的神话。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建设发展始终与践行这一宏大使命密切关联。[19]

  对于中国而言,“‘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20],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根基。在维护国家稳定的基本价值取向下,中国政府有“集中力量办大学”的传统,也有“集中力量办大学”的优势。政府通过持续稳定的经费拨款,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物质保障。“双一流”“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在资源吸纳、人才聚集、声誉提高等方面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不论大学与政府关系、校长选聘,还是大学内部决策、行政与学术权力的协调制衡,政府始终作为最主要权力的来源,并在相当长的发展周期内不会改变。另外,通过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层面推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延揽海内外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等措施,均有利于保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一致性,保障建设政策的高效执行。

  美国哈佛大学原校长萨默尔斯(Summers,L.)将拓展大学“走向全球的能力”,“建立全球声誉,在培养领导者和知识产生方面为全球服务”,作为大学未来发展的重点。[21]英国剑桥大学原校长莱谢克(Leszek,B.)认为“最好的大学也是最为国际化的学府,此等学府应不仅具备胸怀天下之志,也应具备‘让世界更加美好’的实力”。[22]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样认识到若要从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向世界开放。

  为推进大学国际化,《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下文简称《总体方案》)也将“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作为五项改革任务之一,通过“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加强国际协同创新”,“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在政策驱动下,中国的重点大学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通过制定大学章程与发展规划明确国际化发展目标、指标及路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发展、队伍建设等方面积极融入国际化意识。[23]近年来,大学国际化的建设内涵从吸收外国学生、公派留学生、教师交流访问等,逐步发展为更加多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化评价标准也从单一的留学生数、外籍教师数、国际期刊论文数等可量化的硬性指标,转变为同时注重参与国际大学组织联盟,举办重大全球性学术文化交流活动,提升大学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等软性指标。

  西方大学在追求自由和真理的过程中更多彰显对个人价值的推崇。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美国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强调家长与学生的选择权利,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渗透到大学的精神与血液之中。与之相比,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思想积淀和政治实践使国家稳定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牢不可破。稳定的国家大局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秩序,为集中力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坚实政治基础,为一流大学参与全球竞争提供前提条件。

  全球竞争需要国家稳定作为基础,也需要大学国际化搭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两者同时发生作用,并在国家与世界的价值维度上达成一种动态平衡。当中国大学与世界建立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才可能真正实现中西文明对话,提高中国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当中国大学从全球教育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践行者与制定者,才可能从边缘向中心转移,在全球竞争中实现超越。

  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制度结构交叠而成的历史根源为大学建设发展设置了特定的界限,使其不会偏离传统大学理念太远。[24]中国对大学进行重点建设的传统由来已久,这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根据国际形势与国内需求及时调整,从追求“世界一流”,升级为同时强调“中国特色”。

  发端于1954年的重点建设计划被视为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雏形。为培养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急需的人才,教育部颁布《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高等学校设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重点建设依据政府指令执行,直接服务于计划经济发展需要。改革开放后,大学重点建设项目持续推进。1984年,国务院批准《关于将10所高等学校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请示报告》,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学校列入重点建设项目,自此开始出现建设经费由国家专项补助投资的方式。

  步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5年,国务院批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旨在“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高等教育改革工程,“211工程”正式启动。1998年,在纪念北京大学成立100周年讲话时,同志指出,“为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今后10到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985工程”正式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从此成为国家战略目标。

  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持续调整、中国社会经济重大转型之际,“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项目相继出台与实施,为后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开始显现大学身份固化、学科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崛起,世界格局中的物质性权力结构已被改变,但在引领社会发展、制定评价标准、设置国际规则方面,西方世界的话语权仍在加强。基于此,“双一流”建设的设想应运而生。2015年,国务院印发《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并强调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追求“世界一流”的同时,也要扎根中国大地,形成“中国特色”。

  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宗旨,“双一流”建设在学科建设、项目整合、动态管理、部省合建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首先,将学科建设从大学建设中单独提出,通过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大学整体发展,使优势学科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次,将“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多个重点建设项目进行整合,统筹实施,避免交叉建设和重复投入。第三,建立动态绩效管理机制,打破“985工程”“211工程”大学原有身份标签与固定支持模式,使具备学科优势和特色的大学均有机会参与一流建设,获得经费支持。[25]此外,以往“985工程”“211工程”通过“省部共建”机制提高建设效率。“双一流”建设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探索“部省合建”新模式,在尚无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的省份按“一省一校”原则重点支持14所高等学校建设,缓解一流大学建设布局不均衡等公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重点大学建设计划、“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循序渐进、一脉相承。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和制度的形成与调整是不同利益相关者持续协商的结果,但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规则制定表达政府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要求和愿景,即政府意志的体现。政策的数量及调整幅度客观上反映出政府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推进速度与控制力度。[26]政策的数量越多,调整频率越高,表明中国政府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主导程度越大。不过,改革进程也要把握节奏,避免政策更迭过快、制度环境不断受到冲击,对大学建设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与中国相比,欧美等民主国家的政策变革相对缓慢。政策变化通常需要反复协商讨论,在享有民主制度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致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提高政治成本、降低行政效率。[27]

  政策更迭过快或过慢,均有悖与时俱进的本质。延续传统是为了保持政策的稳定有序,坚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所需要的政策连贯性和一致性,尊重教育政策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对政策进行及时调整、改革创新,是为了更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与压力,适应公众对教育数量与质量的需求。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是在历史基础上对时代需求的回应,通过对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实践制度融合。

  与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与政治论哲学相呼应,大学是办学自治权利与社会服务职责的统一体。一方面基于认知合法性和高深知识的纯粹价值,大学是具有学术自由的科学研究机构,拥有办学自主权、教学与科研的自由。另一方面基于工具合法性和高深知识的实用价值,大学由政府创立、资助与管理,肩负知识技术创新、人才输送、价值体系建构等社会服务的职责。世界一流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平衡,本质在于协调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社会需求的外在逻辑之间的矛盾。

  20世纪末,在新公共管理改革影响下,各国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相继进行重整,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不例外。中央政府下放办学自主权促使大学在收入来源、经费使用、治理结构、人才评聘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政府鼓励大学通过提供培训服务、承接科技项目、转让科技成果、开展科技咨询、捐赠等多元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增加大学自主管理经费资源的总量。其次,大学作为政府预算管理的延伸,自主可控的经常性经费总量逐步增加;自主统筹的经费使用范围逐步扩大,能够根据大学近期发展目标灵活使用。[28]另外,在国家相关专项预算范围内,大学的自由支配权逐渐增加。以原“985工程”专项经费为例,随着建设进程的推进,专项经费中的公共建设经费比例逐步降低,学科建设经费比例逐步增加。相应地,经费配置权从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转变为分散到基地平台、学科群,再到学科建设经费直接划拨至各学院,学院享有能够自主配置的建设经费逐步增加。[29]

  随着分级管理、分级负责体制的确立,重点大学从最初由中央政府单独管理,发展到教育部与地方政府实现省部共建,对大学的监管权力与责任实现进一步下放。在大学内部,大学拥有更多权力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及实现方式,调整行政机构、院系结构,开展学科建设等。大学有权制定本校招生方案,自主开展教学、科研和国际交流。除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由政府任命,大学在聘任副校长、院长、系主任、行政人员方面,均拥有较大自主权。[30]

  大学拥有自主权对教师表现进行评估,决定是否予以聘任、晋升,或是调整薪资与津贴。在这一过程中,教授的作用逐渐增强。同时,中国的一流大学拥有充分的探索空间推动人事制度改革,越来越多大学尝试非升即走的长聘教轨体系,实践“一所大学,双轨并行”的人才发展模式。

  大学自治有助知识生产、学术繁荣,但并不意味着大学可以游走于社会边缘,将公众态度及社会服务置之一旁。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赠地学院运动使“威斯康星思想”不仅被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学所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硅谷”的诞生为标志,世界一流大学实际提供的社会服务越来越多,逐渐走出“象牙塔”,走向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加州大学原校长克尔(Kerr,C.)曾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阐述了多元化巨型大学观,将大学视为一种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通过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满足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工具。[31]

  中国大学自创建之初发展至今,始终肩负着振兴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使命。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即清政府在“时局多艰,需才尤急”之时从国家层面推动,旨在培养“中体西用”的科学技术人才,增强科技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稳定统一。中国社会强调集体本位的传统,培养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士。这种文化渊源决定了中国大学具有为社会、经济、政治服务的工具价值属性,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属性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32]不论《总体方案》中对“双一流”的建设目标的设立,还是早先《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对“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战略定位,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均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因此,有学者指出实践理性是中华文化的主根,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主体性标准。[33]与美国相比,中国不仅有大学服务社会的传统,国家也有资助大学的传统和能力,从而形成大学发展与社会服务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是追赶和超越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特色道路。[34]

  布鲁贝克(Brubacher,J.S.)指出,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35]大学存在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受到外界影响。没有标准和工具去衡量大学应该获得多少自治权利,应该为社会提供多少服务。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对高新知识的依赖性会越大,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越大,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也越紧密。大学兼顾自治与社会服务的普遍原则是大学通过常规的学术功能,通过教学项目、科学研究和技术援助等手段承担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职责。[36]

  大学自治与社会服务之间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是在一种动态的关系平衡中实现权责统一。基于中国大学和国家治理密切关联的儒家传统,大学对自己的生存发展高度负责,拥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将自身建设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学者也拥有必要的学术自由开展与国际接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同时,世界一流大学也承担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与价值导向等社会责任。

  西方大学在自下而上的生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传统使得大学组织能够维护自身利益,持续提升内聚力。而中国大学的产生源于上层建筑的需要,当外部需要发生变化时,大学也会随之改变。[37]西方模式信仰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自然内生的文化属性与功能;中国模式推崇国家意志、政府驱动与社会需求等外部力量。中西方大学模式的形成各自遵循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方向相反,但各具优势。今天,对建设一所现代意义的世界一流大学而言,二者缺一不可。

  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也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些差异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逐渐缩小。西方大学与国家、政府发生越来越多的相互作用;而中国大学也无法回避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理念的影响。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预见了这一趋同现象与变化。全球化导致东西方世界的大学在发展愿景与建设内涵上存在大量趋同,这一趋势为中国模式得到世界认可,对新兴经济体乃至发达国家产生影响埋下伏笔。基于中国模式的三维动态模型,实心质点所处位置与实线连接而成的三角象征着中国模式;虚心质点与虚线连接而成的三角象征着西方模式。从发展态势来看,同一维度上两个质点之间的距离正在或即将逐渐缩小,两个三角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趋近重合。(见图2)

  得益于历史文化积淀,发达国家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与之相比,新兴经济体国家暂时落后。正如拉米雷(Ramirez,F.)认为,那些本土学术传统不足的国家与那些拥有长期学术传统的国家相比,所承受的集中于单一的“世界”大学模式的压力更为明显。[38]

  现阶段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口基数庞大、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模式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初见成效。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情况与中国相似,中国的建设经验,如稳固有序的社会基础、强劲有力的政策保障、对外部环境变化与需求的及时反应等,比由学术共同体或市场主导的大学发展逻辑对其更为适合、更为奏效。通过模仿机制,学习借鉴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经验,是中国模式影响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主要路径。

  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已经在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有所显现。以印度为例,在中国大力推进“985工程”“211工程”项目之后,印度联邦政府也意识到高等教育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全球经济竞争至关重要,投入大笔经费用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2007-2012年印度“十一五”高等教育规划明确提出新建14所世界一流大学;[39]2009年印度联邦政府拨款32.8亿印度卢比(约7 300万美元)用于未来5年创建30所世界一流大学;[40]2016年印度政府又计划选出20所大学,将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41]遗憾的是印度主流社会中普遍存在“精英机构具有反民主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使大学建设获得国家支持与政府干预的力度始终有限。[42]加之变革涉及政府和大学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建设计划一直收效不大。如前文所述,模仿机制主要由环境的不确定性驱动,越是类似印度这种情况的国家,在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技术与过程知之甚少、建设目标含糊不清,以及未来发展不明时,中国模式对其的借鉴意义越大,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也越大。

  鉴于地理与历史原因,欧美大学的组织形态特色鲜明。欧洲大学基于专门知识与专业主义奉行教授治校,教授不仅对学术,而且对学校的行政管理也有很大影响。[43]美国所形成的多元分权理念使美国人更倾向将权力分别赋予不同部门,并在各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制衡,这一理念延伸到大学演化为民主参与和多元精英的共同治理结构。[44]另外,美国的大学竞争由市场主导,不论公立大学之间,还是公立与私立大学之间,在生源师资、研究经费、社会捐赠等各方面都存在异常激烈的竞争。[45]可以说,西方模式在追求高深学问,倡导民主自由、市场竞争方面具有先天的制度优势。然而,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速度与追赶态势令世界瞩目。中国模式向世界证明了大学能够在国家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政府主导的经费投入、大学治理、人才激励等措施,依托不断改革创新的政策支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并非只存在差异,也存在彼此兼容、优势互补的可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同,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世界一流大学榜单上长期位居前列,大学组织的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所以中国模式对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影响路径主要通过规范机制。法国等国家的公立大学长期受到国家管制,尽管在21世纪初进行了旨在赋予大学更多自治权的改革,但事实上,改革结果更倾向将教授学术权力上移至以校长为核心的行政委员会,教授参与决策的影响力变弱。在美国,高等教育管理也正在经历一系列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变化,公立研究型大学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约束。[46]不论从公立大学董事会成员过半,甚至全部由州长任命产生的事实;还是大学要求提高国际学生比例的提议被州政府驳回,[47]均可看到大学从来不是想象中那样存在于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真空里,国家与政府介入大学事务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共识的一部分。所以,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样面对在未来的建设发展中如何协调与平衡国家意志、政府角色与社会需求这些问题,而中国模式恰能为此提供经验范式。随着以国家稳定与大学国际化相协调的全球竞争、政策传统与改革创新相融合的与时俱进、大学自治与社会服务相平衡的权责统一为特征的中国模式逐渐获得世界认同,吸收了中国特质的规范形成也来日可期。

  西方大学模式不可能一直引导、规范世界所有大学的建设发展。在与西方模式的冲突、碰撞与融合过程中,中国模式不是要取代西方模式,而是强调中国正在发展着与西方不同的模式。展望未来,到21世纪中叶,随着“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中国将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也将进一步扩大,不仅新兴经济体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对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4]杨东平.关于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J].江苏高教,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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